尧山壁

　　

雅与俗

　　雅俗共赏是文学的重大课题。
　　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赵树理的朴素幽默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1956年我在邢台听他的讲座，他随口说了一段儿：好的文艺作品与地摊文艺，一个是茶壶，一个是夜壶，茶壶摆在桌面上，夜壶藏在床底下，不能颠倒了。话语准确生动，让我一辈子忘不了。1958年在河北大学听顾随先生的课，他通晓古今，学贯中西，那翩翩风度也令我忘不了。他们二位，一俗一雅，让我左顾右盼。
　　琢磨京剧，生旦一本正经，咬文嚼字，没耐心的看不下去。丑角粗话俚语，插科打诨，也能赢得掌声。无丑不成戏，一场演出总要有一出丑角戏，连严肃的《空城计》《甘露寺》《四郎探母》，也会安插老军、贾华、国舅爷一类的丑角，有张有弛，活跃气氛。红花要有绿叶扶，小丑有大美。
　　相声本来很俗，到了侯宝林那儿，给它加了雅，艺术性提升了。1960年我与相声演员苏文茂一起，在天津光复道体验生活。我发现他与一般的相声演员不同，不光从市井生活里找包袱，还注重从思想境界里发现亮点，在意义和趣味之间寻找平衡。
　　尤其让我受益的是乔羽先生。1962年我在邢台县文化馆工作，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我是文化馆员，我常跟着他下乡、跑剧团，不经意间得到了写作“秘诀”。他说：“歌词是我们心里的，口头上的话，是唱给别人听的，要让人家一听就懂，回味无穷。容易写，写好难，应该寓深刻于浅显，寓隐约于直白，寓文于野，寓雅于俗。看似信手拈来，实则腹稿良久，字字苦吟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不喜欢涂脂抹粉，喜欢直来直去的大白话。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锦衣玉食、高堂华屋，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、粗布衣，是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。”他的话让我对文学语言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约与博

　　我上大学时，黄绮先生讲过一个做学问的公式：约—博—约。始于约，继而博，再由博返约，就是先少而精，由精到博，在博的基础上集中一方面深入。没有不博而约的。顾随先生更概括为“要成大家，先做杂家”。
　　要呈现好的文学语言也是如此。想写好诗，功夫在诗外。秦牧说，散文要有三性：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。司马迁能写出《史记》，因为他涉猎广博，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，从小就跟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，熟悉天文历算和先秦学术思想史。鲁迅说：“先前的文学青年，往往厌恶数学、理化、史地、生物学，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，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。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，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，一味钻在文学里。”鲁迅先生幼学四书五经，大学学过矿物、医疗，从事教育，还爱版画，阅世深广，所以他思想深刻，文笔精妙。
　　我从不自觉到自觉，走的也是这条路子，见书就看，爱好广泛，比如喜欢戏剧。我小学就看过两千出戏剧，中学唱了六年京剧，上大学时在天津劝业场写场史，四楼有个天华景戏院，足足看了四个半月的戏。我还喜欢搜集剧本，从《全元曲》《缀白裘》到京剧地方戏剧本汇编，几乎凑齐了。京剧是中国艺术的大锅菜，集文史、诗词、音乐、美术、舞蹈于一身，给我的营养是多方面的。比如演员讲“戏比天大”，于是我每次铺开稿纸，便心生敬畏。田汉说剧本结构，“龙头凤尾猪肚子”，我构思每篇文章，都要研究起承转合。马连良说“七分念白三分唱”，我写散文就看重叙述功夫，轻重缓急，抑扬顿挫。梨园界的“通天教主”王瑶卿讲到表演创作的“秘诀”：认认人儿，找找事儿，琢磨琢磨心里劲儿，找俏头，安玩意儿。“认认人儿，找找事儿”是选择情节塑造人物，“心里劲儿”是人物的精神境界，“俏头”是俏皮话，“玩意儿”是技巧，水袖翎子功之类。这让我的文学写作受益匪浅。
　　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